《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期
2021年第1期 · 总第306期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蒋传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法治的一般原理，围绕为什么实行依法治国、怎样实行依法治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容，可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政治方向、战略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六个方面去把握，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二十二个坚持。
中国共产党试点方法的百年演进与时代接续
刘义强，余孝东
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精髓，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改革的重要方法。根植于本土实践的“试点”天然带有革命文化的精神基因，是中国共产党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灵活运用到领导工作方法上的一项伟大创造。经过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练、积淀，试点方法在改革开放后大放异彩，逐渐上升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原则和制度，成为塑造中国模式、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支持性机制，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试点方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但其面临的活力下降与弹性不足的困境也亟须突破。只有将试点方法更好地运用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才能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永葆生机。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社会的去经济化
——20世纪“社会的再发现”及其政治哲学意蕴
孙国东
市民社会在19世纪（特别是黑格尔—马克思时代）兴起时，具有与经济社会同构的特点，但20世纪以来（市民）社会开始具有“去经济化”的含义。主要由于葛兰西和阿伦特的思想贡献，市民社会开始具有“非经济”的文化和政治内涵；主要由于卡尔·波兰尼的思想贡献，社会开始具有“反经济”的价值取向。作为20世纪市民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同时赋予市民社会以“非经济”的内涵与“反经济”的价值取向。对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需要同时培育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其社会建设面临着建构经济社会、赋予市民社会以“非经济”内涵与“反经济”取向的共时性课题。
从“犹太精神”到新的现代市场精神：马克思的批判与启示
平成涛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犹太精神”视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和具有统治地位的精神，并在肯定这一精神之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从哲学和政治学向度对其进行了双重批判：一方面，“犹太精神”因其将人置于一种货币（金钱）异化的境地而包含着“普遍的现代的反社会的要素”；另一方面，“犹太精神”的自我解放仅寓意着现代国家的政治解放，而要想实现犹太人的真正解放，必须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马克思对“犹太精神”的批判呼唤着一种新的现代市场精神的出场，其作为对“犹太精神”扬弃的积极成果，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历史转变：从高度“利己主义”到深度“互利原则”，从“个人主义原则”到“整体主义精神”，从“盲目任性的竞争意识”到“敬畏制度”的市场发展模式。
政治发展研究
关于国外反贫困政治学研究的研究
邓大才
反贫困不仅需要国家能力系统的有效运行，还需要穷人权利系统的有效发挥。国家能力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国家意愿与承诺、财政实力、自主性、有效官僚、地方分权和参与等一系列政治、政策环节的有效运行；穷人权利系统的有效发挥，则需要穷人权利、权力和责任等一系列因素的有效作用。有效反贫困则是国家能力系统和穷人权利系统各自有效运行且互动有机组合的结果，前者是后者的函数。国家能力系统和穷人权利系统共同决定着反贫困的成效，决定着国家类型、公民类型和反贫困类型。国家能力系统与穷人权利系统有机组合越有效，反贫困的成效就越好，否则就会越差。
我国精准扶贫措施减贫效应的生成逻辑研究
丁建彪
入户调查数据的测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精准扶贫措施减贫效应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橄榄球”型结构；在整体层面上出现了“边际钝化”现象，且分布不均衡。这些特征和现象是由学习机制的统合功效、项目制的内在属性、理性选择的运行逻辑和避责机制的综合效应下形成的，并最终演绎出高度复杂的生成逻辑。对这一逻辑的研究既可从理论层面为全面理解扶贫脱贫的结构性特征提供知识资源，也可从实践层面为五年过渡期内相关措施的分类优化和精准调整提供有益启示。
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现状与创新
蒋笃君，田 慧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教育旨在培养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公民，确保实现人的充分发展与生态系统全面改善。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与质量，深刻理解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内涵、发展现状与面临困境，并以此探索我国生态文明教育工作体制、教育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路径，有利于实现我国生态文明教育优先发展、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成美丽中国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新冠疫情防控舆论引导与我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建构
陈 坤，苏妍竹
我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权的重要部分，在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主阵地先导作用，达到了预期的治理目标，形成了制度层面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从规避各类风险角度看，主流媒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能够主动发声、及时发声、强力发声、持续发声，赢得了话语的主动权。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强化政治建设、能力建设，提升国际公共治理中的合作能力，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建设与发展的主动权。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传统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发现与道德话语
——以唐代判词为中心的考察
李德嘉
中国传统司法具有情理与法律相融合的特点。古代法官运用道德话语进行释法说理，情理、礼义等在司法中发挥了解释、发现法律的作用。唐律为我国古代立法史上“礼法合一”的典范，唐代铨选官员为命制的判词最能反映传统司法礼法融合的裁判说理方式。唐代判词不仅文辞优美、词藻华丽，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推理和论证过程，绝非“堆垛故事之浮词”。制判者虽不直接援引律令正文，但所作判断不仅符合“律意”要求，还以华丽言辞进行了道德论证与说教，阐明了判决所据律令背后的礼法、情理依据。如果无法可依或法难尽情，则制判者往往还会从经义、情理中寻找可以依凭的道德资源进行法律的“续造”。这样的论证方式对于现代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实现情法允协的裁判结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农村到城市:哈尔滨解放区的权利保障探索
隋丽丽,孙光妍
哈尔滨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首个大城市根据地，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重大转折。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突出体现为对城市解放区人民权利的保障，不仅将人权保障写入施政纲领，而且通过较为全面的经济立法、劳动立法减轻市民负担，提高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卫生防疫立法亦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首位；同时还注重将司法实践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哈尔滨解放区对城市人民各项权利保障的探索实践，既是对苏区、边区革命根据地法制的传承，又是具有城市特色的法制创设，是新民主主义法制“中国道路”的延续与发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走向专业化和去行政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治理变革之道
顾 昕，宁 晶
疾控体系的治理变革是公共卫生体系补齐短板的关键之一，尤其是健全预警响应机制，才能强化底线思维，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中国疾控体系在风险早期预警方面呈现出短暂的失灵，提升其能力的呼声不断。然而，疾控体系的健全之道，不仅仅在于政府增加投入，更在于整个体系的治理变革。治理变革之道，在于重构专业服务与行政力量的关系，让疾控中心走向专业化，并由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推动疾控中心与其他相关主体（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疾控体系变革中引入社会治理的理念，关键在于让社群机制在疾病控制的专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让专业意见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经济循环重构：基于消费转型的实现机制
乔 榛，王 丹
经济循环是任何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在经济循环中，有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两种形态。封闭的经济只有国内循环，开放的经济包括国内和国际两种循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循环形态，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循环呈现的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形态，而且国际循环处于比较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及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加大国内循环，重构国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一种新要求，寻找重构经济循环的动力机制十分关键。根据经济循环运行的内在机理，消费转型是推动经济循环重构的主要动力，为此，需要在增加消费比重和提升消费层次上下功夫，并着力解决消费比重增加和消费层次提升的制约因素。
高质量发展与东北振兴研究
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对策研究
宋冬林，邱赛男，范 欣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性窗口期。如何克服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困境，对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尤为关键。结合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可从经济创造力、社会支撑力、制度保障力和环境承载力四个维度构建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分析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东北地区高质量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水平相对较低；空间上已形成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城市，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协同发展，且不断向周边城市辐射的高质量发展格局；经济创造力、社会支撑力和环境承载力均有所改善，但制度保障力仍需提高。
以“新基建”为牵引促进东北地区融合创新发展
金凤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正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这将进一步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一系列新动能和发展机遇将不断涌现，加速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区域结构与格局、消费模式和结构等不断变革，形成新的格局。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基建”的大背景下，东北地区应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进行谋划和建设，使其成为促进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基石，发挥区域创新发展新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城市优化升级助推器、智慧和谐社会建设新基础的作用。
东北经济增长相对滞后的规律性认识
——全球与国家双层分工的分析框架
马 涛，吴 然，方 辉
如何在“十四五”时期将东北振兴纳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重建东北与我国中长期发展需求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探讨东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分工原因，能够为东北未来如何在区域分工层面嵌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体系提供一些思考。利用1997—2012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可联动刻画“区域—NVC(国内价值链)”和“国家—GVC（全球价值链）”两个层面动态分工。在与分工相关的诸多因素中，东北在“中国参与GVC”进程中参与不足是其经济增长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而东南沿海的充分参与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相对繁荣；NVC中东北参与程度并不低，但是分工参与形式主要以上游原材料投入为主，与其他区域的价值关联较弱，东南沿海尽管NVC参与程度较低，但是分工参与形式主要以后向参与为主，更多地利用其他区域的投入为本区域创造价值；东北在NVC中的分工与中国在GVC中的分工相脱离，在生产体系中的上游投入优势正逐渐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中，有效参与GVC更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两个循环畅通，东北可基于其NVC参与基础，重构分工参与形式与结构，提升与其他区域价值关联，从而参与到国际循环中。
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2篇）
数字化企业平台：考察分析与政策支持思路
贾 康，余 乐
对数字化企业平台的认知，尚处于全球学术的前沿领域，其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新业态，特别值得中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发展冲关阶段为寻找新经济增长点、新支撑力而重视和探讨。基于本文从理论视角和产业革命实践视角提出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结合美国和中国企业平台所对应的区域及发展路径，可以得出以下判断：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存在跃迁式与渐进式“两种收敛”与“三条路径”；我国平台发展应主要遵循渐进式收敛的第三条路径，即现阶段应以制度与政策着力支持全产业链技术突破，有序推动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收敛于更优的“第IV区域”。
内部控制缺陷、家族CEO与掏空行为
戴明禹，孙光国
运用2008—2017年度沪深A股主板、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的家族企业数据，对家族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与掏空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家族成员CEO与非家族成员CEO角度探寻家族企业CEO对于内部控制缺陷与掏空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掏空行为的关联性较强，家族CEO会增加内部控制缺陷与掏空行为的关联性，非家族CEO则会抑制内部控制缺陷与掏空行为的关联性。进一步分析表明，制衡度高的治理结构、较高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政治关联能相应减弱家族企业利用内部控制缺陷掏空中小股东利益的倾向。研究结论可拓宽家族企业内部控制的应用视角，也可为监管抑制家族企业掏空行为提供启示与借鉴。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海外中国文学史著述研究（2篇）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方式及其局限
柯马丁（Martin Kern），何谷理（Robert E. Hegel）
卢 絮 译；顾一心，姚竹铭 校对
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该书作者梅维恒一方面采用韦得-贾尔斯音译系统，另一方面又希望平均水平的本科生都可以读懂，这是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除了全书的结构问题之外，本书对传统标签和范畴不加思考地使用，过分依赖一些陈旧的中国文学史论述，从而使得该书成了一个章节有好有坏、结构杂乱无序的大杂烩。
《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与元—方法论的建构
李 松，刘 欢
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以罗鹏（Carlos Rojas）、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为代表，展现了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的角度、思路与方法。《手册》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在跨语际、跨文化的背景下重点考察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文学，试图打破传统研究方式的僵硬化、模式化、均质化，旨在探索文学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体现了文学研究自觉的方法论探索与反思。《手册》构建的元—方法论理论模式，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机杼，揭示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多样性和流变性，为全球范围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格丽克诗学的生命哲学美学价值论
胡铁生
露易丝·格丽克的生命诗学以生命的个体存在和个体体验为基础，形成其生命哲学美学的特殊性，并在古典神话和宗教典故与现实中的人进行互映方式的基础上，将生命体验、表达、理解和生命意义融会贯通，使其生命诗学为人类了解自身精神世界和生命的存在提供了全新的认知视角和表达方式，探讨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形成了其生命诗学审美的全新途径，进而使其生命哲学美学由个体体验的特殊性上升到集体意识的普遍性。在各种文艺思潮影响下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中，其诗歌的生命哲学美学价值为回归文学经典和肯定文学审美传统做出了贡献。
谁是夏洛克：文化冲突中的身份构建
李艳梅
霍华德·雅各布森的小说《夏洛克是我的名字》通过互文改写解构了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同时将夏洛克直接移植拼贴，与当代英国犹太主人公并置，相互审视，从历史纵深和民族自省两个层面，对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进行了思考。小说以基督教与犹太教文化冲突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因，但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将文化冲突悬置，将问题的探讨聚焦在人物的文化身份上。《夏洛克是我的名字》颠覆与超越了前文本，实现了改写的互文性与独创性的统一。
“素王立法”：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幻境及其历史批判
王洪军
“素王”是道家总结古史传说时代部族首领任政特点提出的一个基本哲学概念，即治道质素之王。在汉儒经学阐释以及政治推衍下，作为泛指概念的素王成为孔子的专属代指，最终开启了孔为赤制的谶纬时代。刘邦建汉，承秦制，服色制度以水德为运，正朔未改。从思想深层次上说，“袭秦正朔服色”，体现的是“大汉继周”的政治理念，否定了秦朝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汉代进入文帝时期，社会发展稳定，思想博兴，正视秦人历史存在的观点出现，贾谊、公孙臣等提出了汉为土德的观点，并在汉武帝时期得以实现。在西汉中晚期，第三种思想也就是汉代的第三条道路出现了，即刘向父子以五行相生理念创建的新五德终始说以及《三统历谱》，理论上倡导汉为尧后火德，在孔子为素王、为汉立法等谶纬思想的确证下，展演出整个社会一致认可的政治镜像。正是第三条道路的确立，使西汉王朝走上了不归路：尧有传国之运，尧后刘姓传位于舜后王莽，也就具有了历史的正当性、政治的合法性。具有小传统性质和价值观的谶纬，在西汉末叶登上政治舞台，历经东汉王朝的鼓吹，误导了中国人的思想、政治三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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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姜新旸】